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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革與西藏

Hans Spross2016年5月14日

五十年前,毛澤東的紅衛兵小將也在西藏掀起了極具破壞性的革命。今天北京已同文革劃清界線,但對西藏的統治卻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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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t buddistische Mönche
圖片來源: picture alliance/Robert Harding World Imagery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問題專家奧斯卡‧魏格爾(Oskar Weggel)是這樣描述所謂的文化大革命的:文革的目的是"創造新人新社會"。魏格爾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在文化領域,文化大革命的口號是'破四舊',即破除舊文化,舊習俗,舊習慣,舊思想。在西藏的做法尤為激進,西藏中世紀式的文化有上千年的歷史,有僧侶文化,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這一切完全是無法理解的。"

1966年夏季,中國各地的大中學生成立了紅衛兵,"造反派"接管了工廠企業,各級領導被強迫交待問題,建立"人民公社","資產階級"和"封建迷信"被徹底掃除。而在此之前,西藏文化就早已經遭到中國佔領者嚴重破壞。

漢學家黑伯勒(Thomas Heberer)寫道:"1959年(西藏起義和達賴喇嘛出逃-編者注)之後,西藏的傳統社會結構被暴力清除。西藏的精英階層和寺廟作為西藏文化的支柱被徹底消滅。總共2700座廟宇中比較重要的2690座廟宇被毀,這意味著西藏的教育,文化以及宗教設施從此消失了。"

1959 Lhasa the 14th Dalai Lama escapes to India
1959年西藏起義失敗 達賴喇嘛出走印度 中國暴力統治從此開始圖片來源: Li Jianglin

文革後的重建非常有限

今天,中國領導人將這場破壞行動完全歸咎於文化大革命,按照魏格爾的說法,文革"被譴責為慘無人道的,徹底的破壞"。不過,流亡藏人德國西藏後援會創建人之一諾爾布(Tsewang Norbu)則認為,這是中共領導人在混淆視聽。諾爾布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1987年,時任德國總理的赫爾穆特‧柯爾訪問西藏時,當時的西藏自治區副主席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承認,對西藏破壞行為的90%發生在文革之前。文革只是對西藏的致命一擊。文革後,新一屆中國領導人在西藏重建問題上的做法也反映出這一點,只有在文革期間被破壞的廟宇也獲准重建,也就是說,只有極少數廟宇得到重新修繕。"

China Kulurrevolution Rote Garde
西藏青年也被紅衛兵運動所吸引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AFP/J. Vincent

社會矛盾

諾爾布認為,破壞行為的繼續只是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對西藏青年人來說,文革在某種意義上是對他們的解放。諾爾布說:"九十年代,我在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編者注)接觸過一些曾經當過紅衛兵的藏人。其中有一位引起我的注意,像68年代大多數學生領袖一樣,他也特別健談。他和其他一些人都向我證實,文革期間作為紅衛兵,他們終於有了和漢人能夠平起平坐的感覺。對於有些藏人來說,這是一個鍛煉口才的好機會,而對於另一些藏人來說,利用文革期間的派系鬥爭,他們可以藉機向對立派別的漢人發動進攻,以發洩平時作為藏人被歧視和被壓制的不滿。"

諾爾布講述的紅衛兵經歷也得到漢學家魏格爾的證實。"西藏參與鬥爭的主要力量不僅包括來自北京,上海和成都的內地人,他們當中藏人中學生甚至佔據大多數。" 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經為內地和西藏學生共同發起針對僧侶文化的鬥爭奠定了基礎。

Kloster Samye Tibet 2004
桑耶寺:雖得以重建,卻同其他寺院一樣受到當局嚴格監控圖片來源: cc-by-sa-Tsui

魏格爾說,普通民眾和僧侶階層之間當然有矛盾,而毛主義的革命派恰恰試圖激化這種矛盾。"毛派說,主要的壓迫者並不是外國人,而是西藏自己的僧侶廟宇。他們甚至舉辦展覽,以極其誇張的方式展示僧侶如何壓迫折磨民眾。他們希望,這樣會激起義憤,民眾會造寺廟的反。然而,事實上,這種義憤只是在年輕的紅衛兵身上得到體現。"

西方的毛澤東熱

在印度北部的藏人流亡地,由於訊息閉塞,策旺‧諾爾布只是隱約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每周六,我們大約六百名學生要上一堂啟蒙課,老師給我們念報紙上的文章。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報紙上有寫著批鬥會字樣的圖畫。畫面上老師被戴上紙糊的高帽,身上貼滿標語。除此之外,我們並不瞭解文化大革命。"

Deutschland Tsewang Norbu
流亡藏人諾爾布曾對當年印度和德國的毛澤東熱感到震驚圖片來源: Tibet Initiative Deutschland e.V.

1969年,諾爾布去新德里上大學時,情況就不一樣了。不過,諾爾布認為,當時存在一種罔顧事實的狂熱。他對德國之聲表示:"大學裡很盛行對毛的個人崇拜。同世界許多大學一樣,新德里大學也徹底捲入崇拜毛澤東的狂熱。如果有誰膽敢質疑或者批評紅衛兵的暴行,立即就會被定為帝國主義的走狗或者中央情報局的特務。"

1973年諾爾布到德國時,情況也類似。這位流亡藏人回憶道:"法蘭克福大學的毛崇拜仍然很盛行。作為一個藏人,我對中國和文革的看法越來越與眾不同,所以,這段大學生活也就變得很艱難了。接下來是對胡志明的狂熱擁護,我的印象是,大學生們已經徹底喪失了理性和批評性思維的能力。當時洋溢著一種對偉大領袖毛澤東和胡志明爺爺的盲目崇拜。"

北京會對西藏政策進行反思嗎?

這一切後來都發生了變化。許多當年置身其中的人漸漸從盲從狀態中解脫了出來,八十年代初,這些人要麼得以親自去西藏旅遊,要麼從相關報導中瞭解到了西藏的真實情況。"正是西方社會這些左翼自由派分子思想發生了轉變,在八十年代後期發起了全球範圍內的支持西藏運動。

隨著中國的崛起,支持西藏運動在政壇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流亡藏人諾爾布也清楚,問題的關鍵在中國。"要想實現藏漢和解,北京單憑同文革劃清界線並將西藏政策的失誤都歸咎於文革顯然是不夠的。對於北京來說,徹底反思西藏政策,以和解式的西藏政策替代侵略和佔領,文革五十周年本來應該是一個好機會。"

對中國問題專家魏格爾來說,這一切不會很快到來。"只有中國自身實現了民主化,憲法才有可能得到重視,藏人的自治權利才有可能得到尊重。如果那一天西藏還沒有被移民湮沒,藏人還沒有被徹底漢化,那麼西藏也 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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